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总商会大楼先后由上海联合灯泡厂、电子管三厂及电子元件研究所等单位使用，其间，周边的辅助用房遭到了拆除，原先的红砖围墙为混凝土覆盖，主体建筑加建了一层。其使用功能被多次改变，并闲置多年后，建筑外立面和内部结构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使得整体建筑破败，南侧不远处的门楼附近杂草丛生，周边环境风貌不存。但是，总商会大楼和门楼的总体形态和部分立面装饰保存尚可，又鉴于其历史悠久，社会价值凸显，以及独具特色的建筑形式，因此，科学合理的修缮对恢复其历史建筑风貌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苏州河工业带依旧作为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进行生产。然而，随着1990年代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两岸的工厂逐渐关停并转迁往他处，这一地区的后续发展无力，加上滨水腹地多为旧式里弄等品质较差的居住区，衰败之迹愈显。

上海总商会的前身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于1902年由商约大臣盛宣怀成立，坐落于原天后宫和清政府外交官邸的旧址上。寻得原清朝出使大臣行辕所在，临近天后宫的一块地皮，以为总商会兴建办公、集会大楼，任命通和洋行为其设计师。通和洋行是开埠以后沪上最早的设计单位之一，代表作有大北电报公司大楼、永年人寿保险公司、东方汇理银行大楼等。

近年来，上海开始调整发展策略，使城市重心重回“一江一河”，并致力于通过打开河岸，重塑滨水岸线的生活场景，调整城市进一步发展策略。位于静安区的苏州河段长6.3公里，已于2020年底实现了滨河岸线的贯通。其中，上海总商会大楼、四行仓库、福新面粉厂和划船俱乐部等历史建筑成为城市中重要的特色节点。特别是位于苏州河北岸中段的上海总商会大楼，与黄浦江紧连，同时靠近外滩建筑群和外白渡桥等众多优秀历史建筑，成为了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贯通提升工程的重要节点之一。通过对点状建筑的开发，线性滨水公共空间的贯通，面域历史风貌区的恢复，均以“针灸式”作用于城市结构要点中，以激活城市社区活力，稳步实现城市的整体有机更新。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座建筑被不同机构和企业所使用。此地块最终于2011年被地产开发商华侨城购买，计划用于建设商业住宅、酒店和办公楼，并引入宝格丽品牌。此外，上海总商会大楼被纳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于2012-2017年期间进行了二次修缮，并再次向公众开放。

建筑的外立面修缮也是此次修缮工程的重点，修缮单位对建筑红砖清水墙进行现状评估和病理分析，发现外墙的损坏主要是由受潮和风化产生的泛碱、裂缝，以及物理破损构成，根据不同受损程度，专业人员对外墙采用了多项修缮技术，对外立面的红砖进行了砖面修补、表面增强、勾缝修补、泛碱处理、拼色处理、憎水处理等多个专项工艺的研究和实验，保留了原来的建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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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修缮日记为下一次大修留下珍贵的文献依据

上海总商会大楼和门楼的修缮正是处于这一背景下，这两座建筑是中国工商业发展的成果，诉说了苏州河的发展历程。决策者充分意识到通过挖掘它们身上的历史文化价值，塑造滨河公共空间来拉动苏河湾城市复兴的重要性。这两栋建筑的修缮工程除了有着保留城市历史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则是通过点状历史建筑，塑造了面向苏州河的公共界面，带动了周边地块的开发，通过宝格丽酒店的商业开发，推进了历史建筑现代性的文化复兴，进而开启了苏河湾的整体复兴之路。

难能可贵的是，与以往修缮项目不同，负责总商会修缮工程的建筑师将长达五年的修缮过程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施工队何时介入、木地板、水刷石、水磨石、马赛克、石膏吊顶等不同材料如何修缮、何时何地又在修缮过程中挖掘出原建筑的老构件、效果不理想返工等事件和技术性操作。

总商会门楼位于场地南侧，连接起北面上海总商会大楼和南面苏州河，彷佛一个时光大门记录了苏州河沿岸的历史变迁，以及历史建筑中人物的峥嵘岁月。门楼最初设计的原型是罗马的梯铎凯旋门，始建于1920年，主要南立面为水刷石墙面，有四根罗马装饰柱，中间廊道设置了圆形拱门，采用中轴对称，两侧各开一扇圆窗，山墙上写有“上海总商会”的字样，顶端设置了时钟。

建筑内部平面布局根据实际使用功能所布置，并未遵循古典形制。一层由一个L型的服务空间（包括门厅两旁的更衣室，以及东侧的8间委员办公室）和82*60英尺的长方形议事大厅组成，但议事大厅和办公室加起来的面宽却小于正立面，使得整个建筑在西侧体量后退。议事大厅通高两层，上方是一个跨度60英尺的拱形钢构屋顶，在两侧和后方同样由钢构的牛腿支撑着楼座，可容纳800余人。总商会大楼的设计同时突显了商会这一机构注重实用和讲究气派的双重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