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由于近代德国涌现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它已成为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众多发现和发明，为它赢得了科学家和杰出工程师摇篮的美誉。近代德国在文化科技领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有组织的知识生产体系。从制度形式来看，这种有组织的知识生产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依靠近代早期宫廷多样化的知识生产

在民族国家叙事范式下，近代德国的政治分裂已经受到许多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这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近代早期德国的多元文化中心格局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生产的繁荣，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数百个诸侯法院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相关知识生产，不仅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组织平台，也使知识生产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多样性。

近代早期德国王子的宫殿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作坊有政治和社会原因。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诸侯们作为国家的主人，需要建造豪华的宫殿等建筑来衬托他们的至尊威严。据统计，仅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各地的城堡和宫殿的设计图就有8000多幅。这些建筑知识成果显然是各个宫廷组织的产物。萨克森州强大的选民八月及其继任者召集了波佩尔曼等著名建筑师和艺术家，在首都德累斯顿建造了茨温格宫等大型建筑和花园。塑造成一座富有贵族气息的“巴洛克城市”。历史名城波茨坦也因为普鲁士王室聘请建筑师申克尔等人建造巴洛克和洛可可花园“桑苏宫”而成为普鲁士最迷人的风景区。

为了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高雅的生活，宫廷贵族需要各种诗歌、音乐等文艺作品作为娱乐。这在音乐作品的创作中尤为突出。 “欧洲音乐之父”巴赫一生的音乐创作与宫廷关系密切。他曾在萨克森-魏玛和安哈尔特-科滕宫廷乐队服役，在那里他创造了许多代代相传的音乐杰作。 “现代交响乐之父”海顿还长期在埃斯特哈克侯爵等贵族宫廷任职。贝多芬最著名的九首交响曲中的前六首是献给贵族的，以感谢他们的支持。德国皇家宫廷所在的维也纳，更是成为了音乐家的音乐之都。

宫中诸侯不仅需要宫殿和音乐来彰显其威严高雅的生活，还需要一些文人史家为他们歌颂、管教臣民。因此，许多王公将文人墨客请进朝廷，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创作。萨克森-魏玛公爵夫人安娜·阿玛利亚 (Anna Amalia) 和她的儿子卡尔·奥古斯特 (Karl August) 公爵因此而闻名。他们邀请歌德、席勒、海尔德等文化精英到魏玛宫廷，展示开明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在魏玛宫廷的支持下，歌德和席勒不仅完成了文学创作，还共同开创了德国古典主义时代，魏玛成为“德国雅典”。

就社会层面而言，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诸侯法院在知识生产中的组织作用。这不仅是因为诸侯朝廷有雄厚的财力来实施和支持知识生产，还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文艺职业，诗人、艺术家等知识生产者大多依靠补贴。他们的生计。法院由此成为文人和学者的聚集地，他们在法院的组织和资助下生产出法院所需的知识。

中现代基于大学平台的知识生产

进入中现代后，大学开始成为主要的组织平台知识生产。在欧洲大学的历史上，德国大学与西欧国家相比出现较晚，但发展迅速。在 1495 年的帝国议会上，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皇帝和王子们同意资助在各自领土上建立一所大学。因此，德国大学的数量迅速增长。从17世纪末开始，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对理性、宽容、进步的要求，促使人们探索科学，思考社会发展。以法庭为平台的知识生产体系显然已经落伍了。德国大学立即与时俱进，率先进行了面向知识生产的学术转型。成立于 1694 年的哈雷大学和成立于 1737 年的格廷根大学首先开始了崇尚学术和科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19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中战败的德意志诸国失去了“物质抵抗能力”。普鲁士决定“用精神力量弥补物质损失”，实施教育强国战略。为此，尽管面临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普鲁士国王还是从他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拨出15万塔勒，并于1810年任命了著名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liam von Humboldt）建立了新的柏林大学。

作为德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鼓励对真知的探索，为知识生产提供良好的氛围和广阔的空间；将研究成果作为衡量高校和学者水平的重要指标；实行教师资格认定制度。从讲师到教授，科研能力和成果成为提升的核心要素；大学被纳入国家机构，国家保证科研投入和教授高薪，保证学术研究的顺利进行。因此，柏林大学迅速发展成为德国学术研究的中心和其他大学的学习榜样，成为德国知识生产的高效组织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