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新民晚报】；

拍照打卡是现代人使用、体验建筑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受追捧的建筑前，掏出手机自拍，再晒一个朋友圈，发表几句评论感言，很多人都这么做过。事实上，“网红建筑”已经成为建筑设计行业的热门话题，一些建筑师在展示作品时常以网络数据展示实力，而另一些建筑师则对“网红建筑师”的称谓表示反感。其实，身处于网络时代，重新审视“网红建筑”的力量，寻找其中蕴含的趋势与走向，对建筑设计本身来说是必须被正视的时代命题。——编者

在上海，无论新建筑还是老建筑，甚至空间装置，都有可能因为社交媒体的传播成为网红。比如前段时间爆红的武康路老宅的蝴蝶结阳台；比如最近开幕的、由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让·努维尔设计的新天地商业综合体建筑；再比如复星艺术中心广场上的安藤忠雄的空间装置作品《永远的青春·青苹果》，都是“爆款”。

“以前我们通常将建筑作为工具使用，其工具价值远大于符号价值，以前我们也常说形式追随功能，而现在形式要追随各种各样的说法，追随社交媒体。”近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建筑评论家和策展人李翔宁在一场人文城市论坛上讲述了他对“网红建筑”现象背后的看法和思考。

大咖都有“流量意识” 传播也是设计的维度

对于严肃建筑师不喜欢媒体、不喜欢“网红建筑”的说法，李翔宁有着不同的看法。

首先，所谓的“网红建筑”并非全新物种。美国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打造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就是早期的“网红建筑”。而弗兰克·盖里也因此成为初代“网红建筑师”。

近日，“网红建筑师”安藤忠雄国内首个美术馆级大型回顾展览“安藤忠雄：挑战”在上海复星艺术中心拉开序幕。光之教堂、水之教堂、住吉的长屋等众多经典作品，以精致的建筑模型配以详尽的设计手稿、影片以及旅行笔记、照片再现人们的眼前。很多人倏然发现，这些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气质，以及大师独特的“反潮流”设计语言，非常适合用来作为拍照打卡的背景。

安藤忠雄对于建筑作品是否被广泛传播相当重视。由于他是土生土长的大阪人，和东京建筑圈有着隔阂。为了争取让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能受到业界和评论界的重视，在出名前，他就在每天晚上九十点钟轮流给主流建筑杂志的主编打电话，希望发表自己的作品。而在成名之后，“自带流量”的他，对于作品被批评为“反潮流”“反舒适”的说法并不在意，我行我素地坚持自己的风格。即使现在，安藤忠雄做拳击手、环游全球学习建筑的励志故事，仍在通过社交网络广泛流传，让年轻后辈们津津乐道。

任何一位建筑大师的诞生，都离不开作品被大众所传播。即便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这样的大师，为了让自己的作品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也使出过诸多手段。

按照李翔宁的说法，普罗大众和建筑师之间的关系相当有趣。“比如，彻底影响了人类20世纪建筑进程的柯布西耶，其实是一个很有网红意识的建筑师，不仅自己创办杂志，还提出各种适合传播的宣言式口号。他知道怎么包装自己的理论，怎样让自己的理论成为全球流行的建筑风格。今天我们知道的所谓‘新建筑五点'，都来源于他自己写的书。”柯布西耶是建筑师，同时也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理论制造者。他通过传播，不仅使自己的作品处于实践前沿，也处于理论甚至媒体话语权的前沿。

换言之，得到公认的大师们都有很强的传播意识。只不过时代不同了，现在，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成了传播重镇。

正视“网红建筑”价值 城市更新需要被关注

事实上，在眼球经济和体验经济大行其道的时代，“网红建筑”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比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复兴，就和这个城市兴建的一座“网红建筑”有着密切关系：带着达利画作的超现实主义气息、外形犹如太空飞船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给了这座后工业化的没落小城重新振兴的机会。

中国也有不少“网红建筑”的例子。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凭借独特的“大裤衩”形象挑战了人们对于传统高层建筑的印象。尽管有人对这个造型颇有微词，但是库哈斯作品在全球的传播效应带来的口碑和影响力也是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