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分子的逃避

“知识分子的逃避”是指知识分子转离明知正确的、有原则的、困难的立场，不愿显得太政治化，害怕有争议性，想要保有智慧、平衡、客观和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获得权威的许可，被接纳、留在可靠的主流内。［1］在萨义德看来，这种逃避具体表现为在知识和政治权势的裹挟下，知识分子无意识地弱化了内在挣扎，显现出普遍的妥协和退让，从而使得知识分子形象趋于庸常与溃败。

从知识场域来看，知识分子反对权势，却以权势结构为框架构建自身场域的等级制度［2］，具体表现为学术内部等级制度的出现，将权威、等级崇拜置于了真理、自由崇拜之上，使得其他知识分子为了奉承、讨好极有缺憾的权威而丧失天性。“如果你眼睛望着主子，就无法像知识分子那样思考，只能像个门徒或者追随者，内心深处则必是奉承、取悦和不得忤逆。”［1］另一方面，知识场域内部形成的“权势网络”依靠行规，增强了个体对集体的依附性，使得个体被集体所裁制。每个知识分子不得不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思考，消解了个人的存疑，带来的是利益的共识和重复集体的套语。同时，这种权势网络很容易形成自吹自擂的精英联合会，这种知识群体常常带有特定的心态、固有的偏见、特色和固定的思考方式。他们习惯不变，不愿接受挑战，常常通过行业内部的身份认同达到排除令人尴尬的惹事生非者或是集体“异己”的目的。萨义德认为这种“内部权力”结构，虽然增强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对外话语权，但也造成了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分散，在特定情况下不利于个体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的实现。

从政治场域来看，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紧张程度决定知识分子的行为限度，这个行为限度包括研究路向、政治参与和对现有政治态度三个方面。从研究路向来看，一旦知识和政治处于紧张对立时期，知识分子便会转向书斋，进行相对安全的纯理论研究。即知识分子不再将公共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是退到“形而上”的层面，这种“形而上”也仅仅是出于产生话语的需要，大多不具有思辩性、革命性。在政治参与方面，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资本的占有者，本应具有洞察世事的敏锐性和对现存秩序不断提出质疑的特点，但现代政治系统有着极强的同化性，它是一个能够把文人志士不断笼络其中的生长性政治环境。［3］它瓦解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使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嵌入某种权力结构，成为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变成了被统治阶级或集团“收编”的工具，促成了知识分子的“体制化”。最终，知识分子在俯首权力的过程中，变得自卑、猥琐，“导致现代史中人们所熟知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终结”。科塞认为“如果知识分子完全被吸收于其中（政府部门），他们行将就木的时刻也就到了。”［4］“摆在知识分子面前貌似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异化，要么超然。所谓异化，是指知识分子因融入‘体制’而‘褪色’，弱化其固有的辨色标识。［5］至于超然，意味着知识分子在权势的倾轧下，通过远离世俗达到自我保存的目的”。这种独立性和超然性与真正一流知识分子超越现实命运，进入人类知识系统的真知层面截然不同。从政治态度来看，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势的裹挟下，会不自觉地矮化对真理的信仰，成为了没有争议的安全角色。

二、知识分子的品格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逃避不单是社会进步索求的结果，更多的是个人意志的不能集中。权势只是使知识分子形象矮化的“一大堆细枝末节”，“究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的主观精神选择。对于独立精神和公共承担的‘遗忘’产生于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的自我调适，他们在生活之重中选择生命之轻，由‘对抗’正统与教条的一方调整向‘顺从’或‘制造’的一方。”［6］面对权势的规训，萨义德认为每个人在自己心灵领域中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威，很多时候知识分子的不自由更多的是自己设定的，知识分子要想不被权势驯化，必须形成顽固的自我品格，这些自我品格包括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独立性和批判性。

（一）公共性：公众的代表者

所谓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从来源来看，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权力机关的公共性来源大不相同，权力机关公共性的产生和权力的来源挂钩，权利以契约的形式通过让渡形成的公意集合体赋予了这个政治实体一定的公共性。而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来源于知识分子这一职位本身所赖以确认的神圣使命、终极关怀以及民众对知识分子这一角色救赎能力的期待，即公众对于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要求和能力道德要求，这一道德要求使得知识分子在凭借知识资本介入公共场域时不再是普通的道德主体，而是“对他所遵循的道德负有超级责任的人。”这种超级责任包含了对其成为最富善德和最具智慧的人格的双重期待。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面临两个世界“个人世界”和“公共世界”，而“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于文字并发表，便进入了公共世界”。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必须对现实人生负有一定道德责任，不能撤退到完全利己的领域。同时，知识分子以代表艺术（the art of representing）为业“‘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1］这种代表身份，使得知识分子“有了特别的权势向被授权的人发声”，但也意味着这些权势势必要受治于社会要求，“要向公众交代”——即知识分子必须仰赖自身对于公平、正义的信念，不委诸于隐藏的权势规则，敢于反对不完美或权威的压迫、保卫弱者。［1］同时，公共性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要取悦公众、委诸于公共情绪，而是指知识分子要始终以责任为担当，以公共利益的导向，做公众良心的捍卫者。